1911年，是中国历史上值得浓墨重彩描绘的一年，这一年，最后一个封建王朝——清朝终于结束了它的统治。大清亡了，这一时刻的到来似乎有些晚，但同时也让所有人感到措手不及。
革命派还未做好“迎接”它灭亡的准备，这是一场让人猝不及防的革命：武昌城的一声巨响，迅速在中国南方引发遍地烽烟。革命者的领袖孙中山此时还在国外为下一次起义的准备而奔走，国内一片乱象，武昌群龙无首，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作为旧军官代表黎元洪被推上了“首义元勋”的宝座。
清政府自己也在积极挽救自己的命运，却没想到原本寄予厚望的“救命稻草”——北洋新军倒打一耙，自元朝以来的八百年，武人集团第一次挣脱了体制的束缚，打破了军事与政治的界限，继承了清朝残余的也是最精华的军事力量，以前所未有的姿态，莅临民国政坛，成为民国初期最强大的政治力量。
立宪派面对剧变，因选择的不同产生了分裂。有的放弃了其“君主立宪”的立场，转而转向一种较为稳健保守的姿态参与进民初之后的政治活动，逐步实现了与革命派的合流，一起以法律为武器，以实现议会政治为目标，用宪法制约军阀的势力。也有的与军阀势力合作，但目的都是一致的，就是获取更多的政治权力。
清朝的确是命数已尽，它的灭亡，成为国内各个政治集团共同的政治诉求，革命派、立宪派与北洋集团携手共进，武昌起义后不到5个月，1912年2月12日，旧制度的总代表——皇帝下诏逊位，之后南北政府合并、袁世凯主政新政权、定都北京，南京临时参议院最终也迁往北京，五色旗在中国大地上飘扬，象征着由五族构成的中国国民的主权，中华民国正式成立。
革命派革命了若干年，结果却是旧政府的官僚袁世凯窃取了“革命果实”，成了中华民国的总统，这是现在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的，也是传统历史叙事有关民国政治形势发展的基本观点。
这个历史结论预设了两个主观条件：一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居心叵测、十分狡猾；二是以孙中山等人为代表的革命党人“涉世未深”、在政治斗争中显得极为幼稚，于是北洋集团利用了革命党人的幼稚，连哄带骗地夺取了最高政治权力。
仔细推敲这个预设条件就能发现其结论的幼稚。这个观点首先预设了北洋集团的“恶”，以此为出发点其所作所为都是在证明它的“恶”，其对立面是“善”的，显得天真可爱。而事实呢？如果一个政治集团连续发动十余次革命失败，丧失一代青年精华，仍然幼稚可笑的话，就难以理解什么是政治成熟了。
孙中山等革命派领导人俱是当世人杰，难道袁世凯真的大智近妖，能让孙中山等人降低智商而将其玩弄于鼓掌之间？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、一个更客观更接近历史真实一面的角度去理解，也许更合情理。
